罗川本是正宁县的古县城，始建于北魏初期。北魏泰常五年（420年），朝廷即在此设置阳周县，辖今正宁县永正、山河、西坡、月明、湫头、五顷塬、三嘉及宁县平子等地，归上郡管辖。隋开皇三年（583年），朝廷改阳周县归属宁州。到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因“罗水出于川”（相传罗川城东有一山，每到夜半更深，山谷能听到锣音回响，人唤此山为锣山，后叫转音了称为罗山。罗山有一天然温泉，从半山腰流出，人称罗水，罗水顺川流出故称罗川），遂改阳周县为罗川县。唐天宝元年（742年），因在罗川东10里挖出27尊玉面真人像，唐玄宗遂将罗川改名为真宁县。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避世宗胤禛讳，更名为正宁县。此间，正宁县治皆在罗川。民国 19 年（1930年），县治迁往山河镇，至此罗川共历经北魏、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民国，建县时间长达1500多年。
罗川城舆图（清《正宁县志》）
1500年的历史，是一帧墨香缱绻的线装书，靠近它，就是思想和心灵在历史与现实交融过程中的精神会晤，也是今人对历史和未来的深情眷顾和无语凝望。历史，总是在缅怀中才会变得深刻厚重；过去，总是在回望中渐渐清晰。虽然，现在的罗川，由于历史的变迁，已经由县治降为乡镇，再由乡镇变成一个村，但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仍然可以微中见宏，小中窥大，借今以怀古。
罗川概貌
罗川古城，那是千年历史遗留在正宁大地的一段芳香的骨骸。古韵遗风，一步一景，俯仰皆拾，让人游而往返，神思翩跹。而赵氏牌坊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静穆的恢宏，一种含蓄的非凡，一种内敛的高昂，只有胸怀天下，心系民心者，才会活在人们心中。皇帝的龙袍都失色了，可赵邦清当年端给灾民的那碗粥还是温热的，民心会记着，用石头般坚硬的记忆。赵氏牌坊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建筑符号，那是一段为民爱民的写照，是一种信仰的活化石。帝王尸骨已成灰，金粉繁华谢幕之后，不朽的永远是善心，是胸纳万壑的豪情，是为民赴死的正气和雄心。赵氏牌坊所蕴藏的深刻寓意和感召之情，与罗川淳朴安详之民风、钟灵毓秀之景色、外华内秀之文化相辅相成，琴瑟共鸣，又根植于正宁大地正大光明、宁静致远、为公为民的文化土壤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必将激励后人谦卑自牧，正身清心，奋发勤劳，善美孝道，清廉为公！
泰山
泰山庙
罗川位于正宁县西南部，南近陕西，外有泰山、琴山、北华山、药王山四山合围，内有四郎河蜿蜒穿行, 可谓依山怀水，风神聚汇！渐近罗川时，公路盘山而下，耳侧清风鸣琴。极目处，沟壑竞驰，万木蓊郁。偶见灰色屋檐，隐约万绿丛中，飞鸟绕树，炊烟随风，一派盛世清宁之景象。行至罗川城，但见屋舍整俊，灰瓦白墙，檐角飞翘。门檐、房柱多以青砖砌就，白灰勾勒，就连屋脊石兽、门墩雕花，也是精工巧制。远观近看，皆古朴雅逸，肃整天然，宛如一卷淡然出尘的水墨画。古城就位于四郎河北岸，居北望南，居风水之上，实为物华天宝之地。时值夏末秋初，空气湿和，草木繁茂，真是屋居林中，人行树下。难怪有人盛赞：罗川，是正宁的世外桃源！
唐台
唐台凉亭
位于古城中街的赵氏牌坊，巍峨雅正，古朴轩昂，为四柱三门五楼建制。四柱和横梁皆为立体方柱，棱角分明，刚正有型，纵横嵌合，构成了牌坊大气稳固的主体框架。三门中，唯中门高阔，供车马穿行，左右两门对称峻立，较之中门窄小，供行人通过。三门五楼之数，并非偶然，古人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因此上至皇宫官邸，佛塔寺庙，下至百姓私宅，房间数目也都以单数为吉利。而赵氏牌坊也取三五奇数，无特殊实用之意，只是对数字的尊讳而已。
赵氏石牌坊
牌坊立柱前后均有夹杆石，也称抱鼓石，每一具方石上都有一石狮蹲立。因年代久远，石狮面目已经模糊，今人只能在缅怀中以一种苍然而又感奋之心想像一下这几只石狮虬须怒目，欲破石腾空的雄姿。而抱鼓石露出地面的部分仅为冰山一角，牌坊建造时，抱鼓石的地下部分均要深于立柱，方可起到夹持支撑立柱的作用。
牌坊横梁之间镶有花板，浮雕、刻线雕以及镂雕相结合。浮雕浮凸有力，立体感强；镂雕虚实相合，不仅美观，还减少了风阻；而贯穿其中的刻线雕起到了分割框正之作用。雕刻之内容，大抵是一些诸如稼墙农事、庭院楼阁、飞禽瑞兽、施教礼乐、日出山隐等物事，寄语人们渴求平安丰硕、善美致合的夙愿。花板之风格，不仅具有北方粗犷刚毅的气质，而且融进了南方细腻繁缛的品味。透过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纹路，我们可以隐约窥见当时民族融合、文化互补的背影。而石柱和花板的夹角处有长矩形的云墩雀替，浮雕线条均细，造型流和婉转，不仅打破了直角方棱的呆板模式，增加了造型美和层次感，还起到了衔接稳固之作用。中门之上的横梁之间，镶有牌匾。牌匾题文多已模糊难辨，唯余残余数笔，力道十足。古人建造牌坊，都是先建坊悬牌，后刻字，且字多为横长竖短，横向拓延。加之赵氏牌坊中的立柱均不出头，横梁稍长，覆于立柱之上，更显稳阔庄严，威武大气。
牌坊浮雕
牌坊浮雕
牌坊浮雕
最为赞叹的是楼顶竟以斗拱支撑。楼顶要遮蔽风雨，且要做成翅角飞翘之状，因此面积阔大。而如何将如此大的楼顶置架于较窄的横梁之上呢，这就需借助斗拱了。古建筑中，无论木石，结合处均讲究不用钉子、粘胶之类的辅具，而是把材料刻凿成不同形状，彼此铆合镶嵌。斗本为量具，为量取禾稻米粟之用，呈方形或长方形，底小口大，斗拱也就因外形似斗而得名。赵氏牌坊的斗拱采用石条嵌合，层层递加，渐高渐长，阶梯堆砌，镂空成型。这不仅稳固，还减少了风荷载，美观耐久，且重心精准，不偏不倚，让人叹服。斗拱，实为古建筑中最为精妙的一笔，那是力学与美学在建筑史上的并融交汇，共放异彩！好多牌坊为了使其牢固，在楼顶和廊坊之间，都会采用铁钩加固；而赵氏牌坊，仅以斗拱支撑，因重而稳，因巧显轻，那是力学与建筑的完美联姻。楼顶采用鱼脊造型，流檐飞翘，青苔覆染，且檐脊处铸有石兽，名曰犼，性好望，传说是由观音菩萨的坐骑化身而来，可上传天意，下达民情。石兽共六只，彼此背向而立，面南北，凌空远眺，似乎要将万里河山尽纳眼底，尽归胸中！
据有关史料记载，赵氏牌坊共三座，分别名为天官坊、清官坊和恩宠坊。天官坊和清官坊分别建于明万历42年（1614年）4月和12月，是朝廷为表彰明代清臣赵邦清（曾任山东滕县知县、吏部稽勋司郎中、贵州遵义道监军参议）所建。恩宠坊则建于明万历45年（1617年），是赵邦清为感念生母刘氏、养母高氏教养之恩向朝廷请立的，又一说是乡里为赵邦清的二位母亲建立的。坊碑题文也能很直白生动的概括建造之意旨，“清官坊”上方正中两面均题“清官坊”三字，西面依次有“清著天曹”、“一代清官”和“清风劲节”。天官坊一面题文为“清操荐品”和“孤清震世”，另一面为“龙赐天官”和“萱日重辉”。恩宠坊上的题文为“恩荣两母”、“褒赐文林”。根据明朝法律，只有进入国子监读书或获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以及对国家社稷有盖世功勋者，皇上才会赐建牌坊，即使是州府或百姓捐建，也必须得到皇帝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可建造，甚至牌坊的规格模式，都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依此而看，能得以建牌坊彰功德者，定是可捍一方水土之人！而纵观赵邦清生平，其齐天之情、垂云之志、爱民之心足以感召日月，承沐后恩，千秋万古而不朽！任日月流光，世情变换，人心冷暖，兴废更替，如今的赵氏牌坊，就像是一个卸甲归来的将军，剔去了血光之气，变成了一个忠诚威武的卫士，持枪远瞩，安一方水土！佑一方臣民！鸣金止战之后，任肩头月色如银，朝露如珠，只愿每一场梦都甜糯饱满。
牌坊之取材，明代之前，多为木质琉璃彩瓦之属。而明代起，为了使牌坊更坚固，保持更久，开始采用石材建造。明代牌坊多为青石筑建，可赵氏牌坊却是为红砂岩雕凿而成，可能与当时当地的地理取材或者人们的审美取向有关吧。石质坚硬，清冷性寒，又大气庄重。无原木之委婉，无琉璃之璀璨，不尚繁饰，不畏风雨，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久，朝晖夕影，晨昏为伴。我们也才有幸，站在它的脚下，把缅怀交给历史，把期冀交付未来。站在已经经历了500多年岁月的石牌坊前，不禁深思：在古代没有任何起重设备的情况下，这么巨大的石料，是怎样凌空竖立的呢？在当地听到一个传说：当年建造牌坊时，工匠们备好石料，雕刻完图案，开凿好铆梁准备安装，可谁也无法使这些巨石拔地而起。就在督造官员和工匠们一筹莫展时，忽然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翁。一个工匠对他说，你老人家肯定见多识广，给我们出个主意，让我们将这石牌坊顺利立起来。而这位老人捋捋胡须，悠悠说道：“老夫已黄土拥到脖子上了，还能给你们出个什么主意呢？这个办法还要你们去想。”讲完此话，飘然不见。此时督造官员和工匠才突然醒悟，莫非遇到“神仙”，他暗示我们垒土造坊。于是人们从下至上，一层一层的用土垫，牌坊一层一层的立起，直至顶端。而后移去黄土，石坊巍然不动。当然神话传说或许不以为据，但是垒土立坊却是可考可信，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聪明才智。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大约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则登峰造极。牌坊的原始雏形名为“衡门”，是一种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关于“衡门”，最早载于《诗经》中的《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而《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据此推断，“衡门”最迟在春秋中叶就已经出现。《汉书玄成传》云:“衡门,横一木于门上, 贫者之居也。”这种“衡门”后来被运用到城市中各个居民区之间的“坊门”上。在许多唐代典籍和唐诗中也有记载, 如《旧唐书五行志》中有“今暂逢霖雨, 即闭坊门”之句, 唐白居易《失婢》诗中有“宅院小墙庳, 坊门帖榜迟”之句。从春秋战国至唐代，我国城市居民区都采用里坊制，“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称为坊门。最初，这种坊门就像“衡门”那样，由两根立柱架一根横木构成的，只是柱侧安装了可开合的门扇。随着城市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开始讲究起来，改由两根高过门顶的高大华表柱中间连一至两根横梁及门扇组合而成。宋代中叶以后，封闭式的里坊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原先坊与坊之间的隔墙纷纷被拆除，而坊门因具有地名标志的作用被保留了下来，牌坊就成为无墙体相连的跨街独立、自成一体的门洞式建筑。明清时期，牌坊的发展达到了鼎盛，出现了大量多柱、多间、多楼牌坊。不过，这时的牌坊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建筑符号，而是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表彰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等，多置于宫殿、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园林前和主要街道的起点、交叉口、桥梁等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建筑艺术的日臻完善，牌坊的建造也逐渐形成了注重“高”、“精”、“理”的严格的建筑指标和工艺要求。“高”指牌坊要有气势，要高大轩昂，且其高度和形制要契合表彰者身份地位和功德；“精”是雕刻工艺精致、用石独特讲究；“理”则是指牌坊上刻写的文字、图案要颇具深刻的思想内涵、高深的文化和生活哲理。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匠心独运，且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熔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封建礼教及传统道德观念、古代的民风民俗于一炉，具有瑰丽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文化指向、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造型艺术和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牌坊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实体, 不仅景观性强，能够起到点题起意、框景借景等作用，也从另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封建礼制和传统道德观念。
牌坊旁边有两支铁旗杆。据杆身铭文记载，应是铸于清代道光26年（1846年）。底座为方石，方石上铸铁狮，一公一母，含情相望。只见公狮脚踏绣球，奋足欲奔，虬发短而严整，怒目龇牙，雄勇跋扈，不可一世，自傲自负之气溢于言表！王者的魂灵被浇筑在铁壳里，似乎烧一炷香，他就可以脱壳而出，纵横寰宇！而母狮和颜悦目，启齿浅笑，足下踩着一只幼狮。似乎是幼狮顽皮，欲奔跑嬉玩，被母狮一把擒住，随后母子承欢，和乐融融。只是遗憾，铁狮口中所衔之珠，已消失不见。就像历史一段冰冷的腓骨，一个温热的器官，最终被分解，或者被遗忘。狮背上垂挂披毯，一侧刻字，上书首事人之名讳；另一侧铸龙鱼图案，龙翔于上，身姿俊逸，爪锋蓄力，尾形伸展，而鱼却是极为丰硕肥美，俊朗昂扬，似乎刚从池中跃起。这一跃，就从清波碧水里跃到了铁石之中，就从黎民百姓的饭桌上跃到了历史的书页里。龙上鱼下，同向并行，首尾内趋，环绕成图，浮凸有力，跃然如生。在中国3000年的封建史中，龙是最高层面，最尊贵的图腾，为尊者讳，与龙关联的字、图案、姓氏、甚至是色彩，都是皇族专属，普通百姓无缘享有。而鱼，会让人想到衣食鱼米，因其谐音“余”，寓年年有余、衣食丰饶之意。在我国古代建筑图谱中，双龙戏珠，龙凤呈祥最为多见。而这种龙鱼之图案却是未闻未见，不禁深思徘徊，频做猜想。再细观，发现龙头朝下，首为心声，似乎是对苍生百姓的护佑。或许龙之威颜，既是一种震慑，又是一种庇佑！对外御敌安邦，守土维和，对内惩奸治乱，扶植桑麻。而龙鱼之上下格局，似乎又映射着一种秩序，是统治者和黎民百姓之间赤裸裸的的没有铺垫、没有过渡的等级的定格！且龙之阳刚、与鱼水之阴柔，阴阳互补，天人合一，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士阶层中庸怀柔、普心向善思想的体现。
铁旗杆
铁狮中空，旗杆穿铁狮而过，矗立入云。旗杆顶端各有一铁鹤，背负“日”、“月”二字，凌空展翅欲飞、优美空灵。铁鹤之下有一小匾额，呈梯形，一面上书“七国保卫”，一面上书“万代屏藩”。杆身上铸有行龙和云斗。行龙攀援缠绕，张牙舞爪，头下尾上，虽历经百年，可是龙身鳞纹、爪牙触须仍清晰可见，栩栩如生。而云斗，也叫方斗或锡斗，传说努尔哈赤曾被乌鸦所救，随后下令不许伤百鸟，且赐封乌鸦为神鸟，并将其列为凤图腾的一支。于是在民间，满族人庭院东南角多立杆悬斗，放入谷米猪肠等物，喂食乌鸦，以报答乌鸦对努尔哈赤的救命之恩。另一种说法是古代旗杆是做军事用途的，在旗杆上放置一个大方斗，可以站人作为瞭望哨，后来很多放旗杆的场合虽然不再需要瞭望哨，但这个传统延续下来，放置一个小方斗作为安全的象征和祈愿。云斗里插有三角形旌旗，边缘呈锯齿状，似迎风猎猎作响，旗中有喻义“万德吉祥”的“卐”字饰和喻指“寿与天齐”的“寿”字饰。字符的婉转纹路和铁的坚硬质地水乳交融，刚柔互济。云斗四角坠有铃铛，而清脆之铃声犹如疲惫的露珠，已经陨落在历史的尘烟里。云斗之下，原悬有一副铁铸对联，曰“社荐鸡豚留永日，旗翻熊虎待灵风”。而如今，悬挂对联的铁钩仍在，可是对联早已寻觅无踪，据传毁于文革。在那场历时甚久的文化浩劫中，多少文化历史古迹惨遭毁坏，而能够保持下来的就弥足珍贵了。
铁旗杆“行龙”
铁旗杆“云斗”
铁狮底座
铁狮披毯
铁狮披毯
在旗杆之下，立有两块石牌，上刻“铁旗杆”和“铁狮铁鹤”字样，为1979年正宁县革命委员会制。而早在这之前的1955年3月，赵氏牌坊被中共正宁县委确立为正宁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4月，被中共庆阳地委确定为庆阳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63年2月，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到了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将其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建牌坊，铸旗杆，多取方域中轴，两侧街市、亭楼、民居均以牌坊为中位，对称延展，呼应聚合。可以推想当年此地车水马龙，琳琅如织之盛景。而如今，东侧集市人声鼎沸，而南北两侧屋舍却多破败凋敝。钴蓝铜锁，铁门半掩，犹见园中红绣妖娆，黄菊吐金，墙角数簇八角梅，花开两色，深紫浓魅如绸，素白净雅端庄。可是细看路旁人家，依坐闲聊，低语家常，似乎对明代的牌坊，清代的旗杆早已习以为常。或许在寻常百姓眼里，千钧历史，也重不过一两桑麻，什么明朝清朝，可比粮仓远多了。真正的拥有者，向来都是安之若素，或许在他们眼中，牌坊旗杆，就像是自家檐下的蛛网，或者墙角斜倚的一把老锄。
位于牌坊西南侧的赵氏祠堂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它坐南面北，面阔三间，明柱砖木结构，斗拱平檐，顶镶脊兽。正殿之上有一副对联：“宰滕惠百姓，推心及人，生祠血食昭百世；立晨抑权忠，言出法随，颂声遍野传千春。”内墙壁镶有两方碑刻，其一是明万历皇帝为赵邦清题词“坚持清白”碑刻，为明天启元年（1621年）6月18日立。其二是安南国（今越南）正使冯克宽为赵邦清题、随从陈德懿书法“清清清”碑刻，也称“三清碑”，为明万历41年（1613年）三月立，整个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2003年12月，赵氏祠堂以及原城隍庙均被庆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在近几年也有人提出，依托陕甘宁边区的红色旅游，以赵氏牌坊和罗川清官文化为核心内容，将罗川打造成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可以说，以赵氏牌坊为首的一系列建筑，他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尊重，建筑实体和精神内涵，共同形成的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体系，在定格成一个标本的同时，也衍化出一种精神、一种情怀！
（文：潘菊艳 图：杨保卫 审核：罗志立）
